白衣天使回到病楼
陈清源在退休前是院区内少数领正牌打政府工的助理护士。在麻疯病肆虐的年代，她是病楼里救人无数的白衣天使。随着老年丧夫，加上不良于行，她再度回到病楼，在昔日忙碌工作的空间里占据一个床位。
陈清源是其中一名因表现杰出而获聘为正式公务员的病患员工。（照片由陈清源提供）
陈清源出生在小康之家，父母是柔佛峇株巴辖的小园主。她说，她小学三年级时就知道自己患上麻疯病，每次跟同伴玩耍，她的脸颊都会发红，因而总是被同伴讥笑。
“人家会笑我，讲我是红面猴，我感觉自己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很伤心。”她说。
当时麻疯病人皆须强制隔离，但陈清源的家人决定让她退学，留她在家中，靠她中医叔叔开的中药治病。那时候，她才10岁，可是用中药医了两年，还是没能治好她的病，反而病情加剧，经常筋痛，每次发作都痛得嚎啕大哭，因此家人唯有送她到麻疯病院求医。她记得，当时哥哥领着她的行李，陪她去到淡杯的麻疯病院，申请入院。
报到时，院民都热情地招呼她，排遣了她的乡愁。治疗期间她打安苯砜针（sulphone）和吃止痛药，病情渐渐好转。在淡杯住了三年多后，她即转过来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当时她已经16岁了，但因为之前只念到小学三年级，于是医生让她在特拉维斯学校继续念四年级。
不少病人入院后就渐渐与家人断了联系。但陈清源和家人一直保持联系，家人常寄钱给她，她偶尔亦会搭巴士回乡探望家人。
她回忆道，那时院民凡要出远门，前一天就得把出门要穿的衣服和带上路的行装交到“闸口”（即行政办公室），让员工蒸了杀菌，免得他们把病菌带出去。
回家小住数天后，陈清源就得收拾行装回到病院。她记得，临别前家人总把一大堆食品塞给她。
陈清源年轻时的留影。（照片由陈清源提供）
“以前我每次回去，我的嫂嫂他们都很好，每次拿很多东西给我。罐头什么都给我，连鸡蛋那些不能够拿也叫我拿，拿到巴士那边又弄破了，他们怕我没得吃。”
当时，院方规定，病人到了18岁就得停学，并从儿童楼搬到“屋仔”居住。因此，陈清源没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搬到屋仔之后就开始工作。
她的第一份工是车衣女工，缝制床单、病人衣服等，月薪只有5块钱。工作逾一年后，护士长觉得她是可造之才，鼓励她“转行”当护士，于是她就报名申请当护士。闯过面试这一关后，她和另一位病友在16个申请者当中脱颖而出，当上了“青带”护士，月领72块钱津贴。
据陈清源的说法，当时院内护士论资历分成青带、蓝带和红带三大级别，青带最资浅，红带则最资深。前期青蓝红色是缝在袖子上，后来则是镶在白帽边上。
她说，她当青带护士时什么都得做，包括收拾铺床和喂病人吃喝。
当时院内有十间女病楼，每间大约有20个病人，病楼的轮班制分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就到晚上9点、晚上9点到隔天7点三班。陈清源在工作之余亦报读院内的护士培训学院，三年之后考到“红带”，有了替病人打针的资格，工作津贴亦慢慢涨到200多块。
她坐在病床上回忆道，当“红带”时，她的工作主要是跟随医生巡房和写报告、派药、打针、替病人洗伤口、包扎伤口等。
陈清源是个快乐的佛教徒。（陆奕萌 摄）
“我最害怕处理生虫的伤口，一次我替一名患癌的病人揭开脸上的棉花时，一堆苍蝇幼虫掉了下来，吓得我脸青唇白，差点昏掉！” 最后，她得劳驾同事出马帮那个病人处理伤口，那是她护士生涯里头最难忘的经历。
麻疯病人在治疗期间需长期注射药物，因此打针是病楼的日常。陈清源说，那时每天有两个专门负责打针的“红带”护士（injector）推着推车，逐间病楼去替病人打针。
“如果打针，好像打针他们有两个时段，8点到12点，2点到4点，做完6个钟头他们就放工了，我们就要自己打，没有人来帮了。”
1974年，陈清源到院外去面试，一试过关当上了正式的公务员，退休前薪水有800多块，并且享有退休金，属于院里的“高薪人士”。
年轻时，陈清源和一个在院内卖菜的印尼华人结婚，生了两男一女。由于院方规定孩子一生下来就得寄养在婴儿楼（Babies Home），满六个月就得送出去，因此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数个月后，陈清源的母亲就把他接走。为了把孩子留在身边，陈清源的第二和第三个孩子都是请婴儿楼的助理护士抱回家照顾。一个孩子的保姆费是70块一个月。她说，在40多年前，70块钱是一笔大数目了。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院方亦鼓励已痊愈的院民回归社会，陈清源选择“割牌”，与丈夫在附近租屋子住，把孩子们接回家抚养，自己仍每天回到病楼工作。
现在，她的孩子都早已长大成人，丈夫则已去世，这十多年来她由于尿酸过高，深受关节疼痛困扰，因此住进了病楼。由于难以下床行走，病床旁的电视机是她唯一的消遣，连续剧播映时她和病友都准时调好频道，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荧幕。在百无聊赖的病楼岁月中，电视机是病友们最大的慰籍。
陈清源平日常念佛经，以求内心平静。（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