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resh air and rich soil in the Sungai Buloh Settlement are Nature's best gifts to everyone living in this valley. The whole settlement seems vibrant, accompanied by the beautiful nurseries run by the inmates, lovingly cultivated since the settlement's inception.

天主的爱在生活中实践

双溪毛糯麻疯病院新鲜的空气、肥沃的土壤,是大自然给予这个山谷的居民最美丽的恩赐,再加上院民常年以来经营的美丽花圃,让整个病院看起来生气勃勃。步入其中,我们犹如置身于城市中的花园。

 

 
 
行动不便的黄健在平日得利用助行架走动。(陆奕萌 摄)

行动不便的黄健在平日得利用助行架走动。(陆奕萌 摄)

早年,麻疯病人依靠着种花草、搞园艺工作维生。他们在隔离期间自强自立,把这个病院打造成一个美丽的家园。

“我的手指虽然是弯曲了,但是很有力。种花不是很难的工作,我自己搭起花架,在门前种了各种花草,外面有同行来跟我买花,我自己可以骑着摩托车,载着6盆花到大医院花圃那里去卖。我也可以去到外坡跟人家载花种来试种。慢慢地,我们家门前就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现年80岁的黄健在谈起他早年种花卖花的经历时,嘴角微微上扬。

黄健在来自印尼Bagan Siapi-api。父母因为贫困没有能力抚养他,在他6岁那年将他送给一对夫妇领养。所以健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模样和小时候的记忆是模糊的。他只记得被领养后,养父母有尝试栽培他,送他去私塾上课。 一个老师来教他们学习中文,健在便和其他10多个小朋友一起上课。

后来日战时期,时局动荡,私塾关闭,12岁的健在也就失去读书的机会。就在那个时候,他的脚开始出现麻疯病的症状,手指骨头也开始扭曲,看了医生,就被证实患上麻疯病。他的养父母知道后非常害怕,马上将他送入附近的“癞疴寮”(麻疯病屋)去。自此,就不曾去探望过他。

“那里其实不算医院,是一间非常简陋的两排木屋,男女各住一排,那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更没有药物。里边住有几十个麻疯病人,只有一个女厨师每天煮两餐给我们吃。那时候患上麻疯就像得了绝症,死路一条,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外人敢进来。后来才有教会的姑娘(sister)来服务我们,帮我们包扎伤口。还有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神父经常来探望我们,关怀我们,我们叫他‘林神父’。”

黄健在说, 林神父很有爱心,他在那简陋的“癞疴寮”附近山上盖了一间天主教堂,经常给他们办弥撒,非常照顾麻疯病人。林神父看他手脚的筋脉疼痛,还带来了意大利的西药给他吃。

 
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曾在在印尼麻疯病院服务,人们都称他“林神父”。(照片由黄健在提供)

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曾在在印尼麻疯病院服务,人们都称他林神父(照片由黄健在提供)

“神父还经常给我们说教,开解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主十戒’。神父对麻疯病人关爱有加,没有嫌弃我们,跟我们做朋友很叫我们感动,有时还买东西给我们吃。晚上我们一起走去山顶的教堂,非常开心!”黄健在18岁就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

可是,毕竟神父不是麻疯病专家,没有能力医治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麻疯病。很多印尼病患听说当时的马来亚有间英国人办的麻疯病院可以治疗他们的病,纷纷坐船来求医。

“有印尼病人跟我们报告说双溪毛糯麻疯病院设备很好,有得吃有得住,晚上睡觉还有蚊帐,把病人照顾得很好。我就想说来这里碰碰运气,希望可以被收留。但是,我跟船夫说我没有钱,如果有很多人同船去双溪毛糯的话,能不能让我Tumpang (共乘船)……船夫人很好,他说如果那一趟他招到7个人,他就允许我tumpang, 我很幸运,他果然招到足够的乘客。他跟别人收500块钱,我说我只有80块钱,他也让我tumpang。”

就这样,8个病人挤在一艘船上,在海上漂泊了一天一夜,往摩力(MORIB)附近的“蚶山港”(Ham Sua Kang)前进。在上岸前,船夫还叫来小船,安排四个人一组分别跳上小船,慢慢划向岸边。船夫原本打算让他们偷偷上岸后叫来德士直接载他们去双溪毛糯,可是却叫不到德士。

“有人去报案,说那一带有印尼人偷渡过来,结果德士不敢来,我们只好在海边睡了一夜。隔天早上,我们又坐船去到Tanjong Sepat….船夫才顺利叫到德士载我们去双溪毛糯。可是德士放我们在路边而已,也不敢驾进来麻疯病院,因为载病人是犯法的,我们只好走路进来。”

黄健在说,那时候掌权的印度医生雷迪医生(Dr. K. M. Reddy)权力很大,即使院外的警察也不敢干预他的决定,雷迪医生无条件收留了他们8人。

黄健在和妻子相依为命。(陆奕萌 摄)

黄健在和妻子相依为命。(陆奕萌 摄)

“那时候这里有1800多人,有很多护士,也有药给我们吃。我住在病楼一个星期后就被令搬迁到“屋仔”去,持续打针吃药,几年后我就康复了。可是当时印尼人都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只有在本地工人病倒时,我们印尼人才去当ganti(替工)。我的第一份工就是当割草工人的ganti. 后来才慢慢做到当正式的割草工人。每月领38块钱的工作津贴。”

他说,政府都会给割草工人一个磨刀的石块以及一把长长弯弯的刀,他们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到10点,而且采轮班制,一班有七八个割草工人,分别在东院、中院和西院医生楼割草。

“每天上班都要拿着那块磨刀石,草割多了就不利了,我们一天得磨上五六次,一把刀可用上四五个月,用到完全不利了才去仓库那里换一把新的。”

黄健在与妻子陈月娘和孩子们留影。(照片由黄健在提供)

黄健在与妻子陈月娘和孩子们留影。(照片由黄健在提供)

黄健在当了20多年的割草工人,直到政府让私人公司承包院内的割草工作才停工。之后,他还当过砍芭工人和储藏室的工人。1960年代,院长鼓励所有麻疯病康复者自力更生,在“屋仔”周围的空地上种植花草,很多麻疯病院康复者就是靠着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谋生的,健在和太太也在那个时候决定从事花艺业。

“我和太太50多岁才开始种花,那时候生意很不错,有大辆罗里驾进来跟我们买花,种了30年。当然,你现在看到大路边的花圃是真的赚大钱,而我们当时只在家门前做生意,规模没那么大,赚的钱也没那么多。”访问之时,黄健在和太太因为健康问题,行动不便,于半年前退休了。孩子也已经成家立业,经常有回来探访他们。

夫妇俩在中院的小屋。(陆奕萌 摄)

夫妇俩在中院的小屋。(陆奕萌 摄)

“女儿每星期都会来探望我们两次,帮我们买菜,很孝顺。我对我的人生可以说100% ,甚至是1000% 的满足了!第一、政府对我们很好,早年收留我们给我们打针吃药,三餐吃得饱饱,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过。第二、我们这边的神父很照顾我们,讲经给我们听,安慰我们说生病也不用担心,他们会照顾我们。从前政府不能让我们在院内养孩子,教会也帮忙我们照顾孩子,两个儿子去了怡保救世军,女儿也得到‘姑娘’(修女)的照顾,我在东院的天主教堂露德圣母堂(Chapel of Our Lady of Lourdes)服务了近40年。”

在善牧福利中心抚育黄健在孩子的修女。(照片由黄健在提供)

善牧福利中心抚育黄健在孩子的修女。(照片由黄健在提供)

健在早年靠着自己的双手,种出他心中理想的花田。结果,花开了,他在希望之谷也因病愈而重生。小时候曾在印尼家乡被养父母遗弃的他,一点都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活得知足而快乐。再加上三个孩子今天都出人头地了,两夫妇都很欣慰。

虽然两人的行动都不方便,但是太太一样每天自己煮食,两人合力把家里打理得很干净。为了方便彼此在屋内移位,他们在客厅各个角落都放了椅子,这么一来,两夫妇要换位乘凉或看电视时就无需搬动椅子。由此生活细节可见,他们都是心思细腻、有条有理的人,懂得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访问结束后刚好是用午餐的时间,健在边吃边温柔地跟太太说,“慢慢吃,吃鱼小心,不要吃到鱼刺。”

从两人的互动中,看得出两夫妻非常恩爱。从年轻到老,夫妻倆努力实践天主的旨意,合力维持所建立的幸福小家庭。他们时时活在感恩中,也坚信天主会用祂的圣宠恩佑,让他们得到美好的人生。

这对老夫妇在院区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陆奕萌 摄)

这对老夫妇在院区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陆奕萌 摄)

口述:黄健在

采访:陈慧思、黄子珊、陈彦妮

撰稿:陈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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