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村第一个村民
双溪毛糯麻疯病院附近有个马来人聚集的村落——拉贡山幸福村（Kampung Bahagia Bukit Lagong），村民大多数都是麻疯病康复者。1981年劳勿夫在那里开荒辟土搭第一间房子时，那里还是一片荒野，后来陆陆续续有康复者到那里开荒辟土，逐渐形成一个约有40户人家的聚落。
劳勿夫是院区内唯一健在的割草工人。（陆奕萌 摄）
麻疯病院参议会委员劳勿夫（Haji Rauf bin Ibrahim）年轻时是麻疯病院的割草工人。31那年，他在姐夫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一个月后就决定结婚共渡一生。由于他的妻子是非病患，院方当时禁止非病患住在院区，因此他在拉贡山物色了一个地点，亲手搭起一座新房子，接了新婚妻子过去住。
数十年过去，现年66岁的劳勿夫已是个爷爷，他和妻子有5个孩子、3个孙，夫妇俩和孩子及孙子在这座没有围篱的大洋灰屋里过着舒适平静的生活。
劳勿夫还记得自己是在1967那一年，乘坐姐夫的Vespa摩哆一路迎着风，从森美兰州来到吉隆坡，那一年他才16岁。
七八岁时，他的身体生了白斑，母亲心知他患上麻疯病，但舍不得离开孩子，所以一直都把他留在身边。后来劳勿夫病情恶化，身体和脚都出现白斑，左手萎缩无力，自己愈渐自卑。由于朋友总是会好奇探问他身上的症状，他开始远离朋友群自个儿独处。他在学校只上到六年级，而且经常因病缺课，上学时其他同学都怕他，因此在学校亦总是封闭自己。
“上体育课时换衣服，同学看到我身上的白斑会问‘什么事，身体生癣？’我可没法回答。”他说。
终于有一天，他告诉父母他已经决定要入住麻疯病院，无论此行是死是活，他都想到麻疯病院寻求治疗。
劳勿夫在中午午饭时间抵达双溪毛糯麻疯病院，院长波佐尼（Dr. M.K. Bhojwani）亲自替他作临床诊断，敲他手上形同胶圈的地方，问他有没有感觉，他照实说毫无感觉，院长就让他直接留院了。
一开始住在病楼，他的日子很难过。“那时很伤心，吃不习惯，那时是院民自己煮的大锅饭，有时连鸡毛都没有清好，没法吃，只能吃蔬菜。羊肉还能入口，但鸡肉就很难，看到鸡毛都不想吃了。”说到这里，他不由得失笑。
所幸，在吉隆坡他还有个依靠。送他到麻疯病院的姐夫是政治部（special branch）警员，当时住在蕉赖的宿舍，偶尔会带着大包小包的食物来探望他。
劳勿夫说，当时马来西亚才刚独立没多久，有很多来自印度、英国和香港的医生，还有专业的外国按摩师替他按摩。他的左手动过手术，但仍无法治愈，所幸他右手灵活，双脚完好，还能骑摩哆，对他来说那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对上苍始终心怀感恩。
在1960年代，综合性药物治疗法（MDT）尚未研发出来，当时的药物只有氨苯砜（Dapsone），因此劳勿夫一共吃了18年的药。
21岁那年住进屋仔之后，劳勿夫就开始向院方申请工作。“面试时我说我要做保安，但总监说不行，他说你的手没力，怎么捉疯子？那时有疯子，有的麻疯病人是疯子，等下他发癫，没力怎么捉？所以他就给我选，做割草工人或是病楼助理，我说我就做割草工人好了，我不要做病人助理，照顾卧病不起的病人，我受不了啊。”
他说，当时院方提供割草工人制服、包鞋、弯刀和磨刀石，弯刀是英国货，刀柄用实木制成，非常沉重，他左手无力，割起草来很吃力，后来换成铝制刀柄他就感觉轻松多了。割草割久了弯刀两面的刀锋就会越来越钝，大约四五个月就得拿去仓库换一把新刀。
星期一到五是割草工人的工作天，早上6时半割草工人就要报到，听督工分配当天割草的地点，哪里的草长了，督工就会分配工人去割，地点包括草场、屋仔范围、东院屋仔区，甚至远至目前双溪毛糯医院大楼的位置都是工人曾割草的地方。劳勿夫说，他们在7点左右开工，大概10点就可以收工了。
劳勿夫是拉贡山幸福村的开拓者。（陆奕萌 摄）
劳勿夫说，他们使用的弯刀刀锋很锐利，他自己都曾被割伤，他记得那时有个病人专门替割草工人收弯刀，每个月赚一两块钱，有一天这个病人在骑脚车载弯刀到仓库途中摔倒，就被弯刀割伤了。
他还说，下班后割草工人可依自己方便把弯刀收在仓库或自己家，有的工人会贪方便会把弯刀放在附近屋仔旁，一旦弄丢弯刀工人可得自掏腰包赔偿。
当时院区病人很多，工作有限，为公平起见，院方订了一个规矩，六个月一个周期，一批院民员工工作六个月后就换另一批人工作，好让每个人都有工作机会，割草工人一轮次有大约15人。劳勿夫追忆，在1960年代末病人数目下降，曾有段时期连替工都难找，但在1969年政府关闭木蔻山麻疯病院，把那里的317个病人全都搬来希望之谷，把原本空置的屋仔重新填满，因此六个月轮班制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
一开始劳勿夫的每月工作津贴只有61块钱，1970年代起到136块。1996年开始，院区的五大服务，包括清洁、地面维修、洗衣、工程及生物医药皆交由特许经营公司Radicare负责提供，劳勿夫就退休了，但他像其他院民员工一般，依然可照领薪水，直至2012年院方才改发每月100令吉的退休金。
在六个月轮班制实行期间，劳勿夫没工作时就在屋边种植木瓜树。他说，那时院内仍在实施派菜制度，每天都有菜车送菜到院区，这个菜商会收购病人的农产品卖到其他市集，收成时他就把木瓜卖给菜商。
院区的土地有限，有的院民就在附近的林野开荒辟土种植农作物，1973年，23岁的劳勿夫亦开发附近的森林种番薯和香蕉，以增加自己的收入。1981年结婚前他想到院方禁止非院民居住在院区，就在那里找了一块地起房子。
与妻子交往时，他一直隐瞒自己麻疯病人的身份，新婚后他和妻子先住在姐姐和姐夫在班丹村买的房子。有一天，妻子随姐姐和姐夫来院区走走，她注意到其他病人身上的病征，开始怀疑左手弯曲萎缩的劳勿夫是麻疯病人。
劳勿夫笑说：“但米已成炊了，没变囖，事情既然已发生了，还能做什么？呵呵。知道后她的心依然没变，我珍惜她的奉献。”
结婚一个月后，他把新婚妻子带回他一手一脚搭建的屋仔，成了拉贡山幸福村的第一户家庭。他形容，“那时很糟糕，没有电流，马路很烂，就像是森林一样。”
后来，与非病患结婚的马来人陆陆续续在该处拓荒搭房子，与妻子共组家庭。久而久之，该地就从森林变成了一个小村庄，有了自来水、电供、柏油路，还有一座偌大的清真寺，亦有人开档做生意，就跟一般马来甘榜无异。某一年村民开会，根据那一带原有的地名“拉贡山”，为这个村庄取名“拉贡山幸福村”。开村35年后，今年劳勿夫和村民们终于等到了引颈长盼的一纸地契，终可真正幸福无忧地生活在这个有机长成的聚落。
退休后劳勿夫过着悠哉闲哉的生活。（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