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是对手，我永不低头
蔡金端住在女病楼CH4入口处第一张病床，是其中一个因为麻疯病而伤残程度较为严重的个案。她有眼裂的问题，常年会不自主地掉泪，双手也没有了十根手指头，双脚被截肢，可是她把病床和自己的“小窝”收拾得特别干净，平时也很爱打扮。接受访问时，蔡金端身穿着干净的花衣裳，颈项还戴着一条珠链，口操印尼乡音很重的福建话。
“我父亲是渔夫，母亲在家帮人家看小孩。我是家中最大的，有两个妹妹和四个弟弟，但三个弟弟很小的时候就病逝，只有一个还活着。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算账，7岁开始就出去乡间卖糕帮补家用，一个阿姨煎好一粒粒里边包红豆或花生的糕给我卖，每天赚点钱拿回家给妈妈。”
13岁那年，蔡金端身体多处出现不规矩的红斑，家人带她去看中医，先服用中药，可是未见效。医生说她患上麻疯病，从此她就鲜少出门，也没有再出去卖糕。偶尔舅母去拜神，就带她去拜神求平安。
从13岁开始到20岁在家用中药治疗，病情却不见起色，手指开始歪曲了。她听说有船夫有载麻疯病人来到双溪毛糯求医，于是她家人就为她凑足几百块钱的船费，让她来马来亚治疗。
“我和另外3个病人坐船，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才顺利上岸。一上岸，船夫就叫车来载我们进来这里。我身上只带一点钱而已。来到这里，医生跟我们说‘医好了就回去，你们不用怕！’”
可惜，金端要回家的梦想没有实现。由于她入院时手指的感觉及运动神经已经受到损坏，皮肤便失去知觉，手指的肌肉也变成瘫痪，其他健全的肌肉则继续发挥功能，结果引起挛缩及畸形缺陷。
原以为手指医好了就可以回家的蔡金端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一节节破损而溃烂，她的人生因为治疗失效而遭遇突如其来的苦难，让她承受了比其他人更深沉的苦痛。
蔡金端是永不言弃的生命斗士。（陆奕萌 摄）
蔡金端平日就是利用这块四轮滑板在病楼内滑行，无需劳烦护士扶持。（陆奕萌 摄）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医生给我打Sulphone,我的手指起泡烂了开始自己脱落，我很伤心。我有托人家帮我写信回家跟父母报平安。但是我不敢讲我的手坏了，只说医好了，我怕他们伤心。”
而事实上，在未接受药物治疗之前，许多病人的手掌神经已经受到病菌的侵蚀，手掌肉因此弱化，手便挛缩起来。有时候患者的指骨也受到病菌侵入而缩短及变形。为避免病菌扩散，医生唯有把病人的手指割去，而不是病人间盛传的麻疯病导致他们的手指和脚趾“自行脱落”。
入院后，父母从前就没来探望她，偶尔从家乡寄来的家书，成为她想家时唯一的慰藉。对于在这里治疗的真实情况她都只字不提，报喜不报忧。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医生让蔡金端搬去东院8人住的女子“屋仔”去。她还记得，搬去“屋仔”时，政府只给他们一个杯、一个碗、一卷草席和三块板而已，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为了赚取生活费，蔡金端住在“屋仔”时就开始帮在病楼工作的院民员工，如医护助理（Kepala）和“米丝仔”（院民护士inmate nurse）煮食，包办他们每日两餐的伙食。
“政府有派菜给我们，我就帮他们煮，煮给四五个人吃，他们每天中午12点和下午6点都会来我的家吃饭。每个月他们每人付我4块钱的煮食费。”
帮人煮食的工作她一做就做了8年。后来她跟一名在病楼照顾病人的医护助理（Dresser）林清利（Lim Cheng Lee）恋爱了，两人在日常交往上产生了相濡以沫的爱情，决定要注册结婚。
“我写信告诉父母我要结婚了，爱人有工作，将来有事他可以照顾我，我很开心。我跟我的爱人先去福建会馆注册，但是政府不承认。我们跟大医生申请，医生叫我们去外面注册才受承认。我记得当时还有另外一对病人也要结婚，我们四个人包车去到士拉央婚姻注册局注册。”
婚后，蔡金端和丈夫搬到中院的‘结婚楼’（marriage quarters）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她说，政府只给他们一个饭煲而已，炒菜的锅则要他们自己购买。但是他们夫妻俩同甘共苦，彼此扶持，生活还挺幸福的。
每六个月，医生会从病患的耳垂抽取些许皮肤组织进行细菌测试，以追踪他们的病情。但是婚后，蔡金端继续劳作，由于双手已经失去疼痛的知觉，轻微的损伤便常被忽略，以致感染加深而肌肉组织受到损坏，手脚的神经开始被病菌侵蚀而恶化。
“手指变得短短的，右脚开始疼痛腐烂，我要求医生帮我锯掉，装上义肢。我的丈夫为了让我可以在屋内自由行动，还特地给我做了一个四轮小车子代步。方便我在家里时即使没穿义肢也可以自由出入煮饭，做家务等。我爱人对我很好。”
截肢后，蔡金端勤奋地工作，在院子里养鸡和种花。很多外人来跟她买花，她生意越做越好。她也种了一些植物如吊兰、万年青、长春藤、竹芋等。
陪伴蔡金端的一串念珠。（陆奕萌 摄）
“我剪下这些植物的苗来插，结果这些绿叶苗很快都发芽了，繁殖得很快。每盆卖一块两块钱，非常好卖！卖到来不及种。每星期施肥一次，每天浇水一次。曾经有7个老板来跟我买花，一个月赚百多块钱。”
可惜好景不常，就在她56岁那年，丈夫病逝。丈夫死后，她依然选择独自住在屋仔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在院子里耕作。
“有人劝我搬进大楼（Decrepit Ward）居住，不要一个人住在‘屋仔’里。但是我不要，我还有一只脚呀，一个人住屋仔我还能扫地种花独立生活，不用靠其他人。后来我的左脚也开始烂，皮肤开始破了，病又发作。医生给我吃止痛药，我也没有哭。我很能耐得住痛。”
从1950年代开始，院长Dr M.K. Bhojawni利用整形外科手术帮助许多病人恢复手脚机能。蔡金端说，虽然Dr Bhojawni也有帮她进行几次手术，但是她左脚的病菌已经扩散，为了保住性命，60岁那年，她唯有进行截肢手术。
入院76年来，小妹来看过她一次而已，父母从不曾来探望过蔡金端。后来通过家乡寄来的信，她才知道母亲患上大肠癌病逝，父亲也老死了。妹妹后来也跟她失去联系。
“得到这种病，手脚不坏都坏了。人家劝我不要想太多，人没事就好。我都不想了，也没那么伤心了。有人因为辛苦而自杀，我再辛苦也撑着，因为以前老人家都劝我，不可以走那条路。我也劝其他人，好好做人。大家住在一起，好好相处。”
年轻时患病入院，一晃已经来到古稀之年。蔡金端虽然曾经在人生的舞台上被排挤到边缘及被逼与家人分开，但是她把生命事迹娓娓道出时是那么地平静，让我们见证她为生活奋斗过的努力，让我们打从心底赞叹她超强的意志力。
蔡金端每天用双手力撑着身体的重量，慢慢滑坐在丈夫生前给他特制的“四轮小车子”上，动作轻巧地划到病楼尾端的浴室自己洗澡。只要自己能力所及，她都亲力亲为。她还坚持亲自收拾自己的床位，自己洗衣，只在洗好衣服后，才麻烦病楼的工作人员帮她晾衣而已。闲来无事她就扭开床边的电视，观赏电视节目来消烦解闷。
“我的眼睛虽然有‘眼裂’问题，但是不管多远我都看得见。我们住在大楼三餐吃政府的，没有什么花钱，政府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每个月慈济人（Tzu Chi Merit Society）都有来看我们，对我们很好，我很开心！他们也劝我要开心，我也看开了！”
从蔡金端身上，我深深感受到背负巨大苦难的人没有被命运打倒的坚毅、乐观与积极。但愿她的知足，能为她的内心带来真正的快乐！
蔡金端在病楼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陆奕萌 摄）